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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宝作为未来可能掌握亿万人支付数据、渗透到社会经济毛细血管的金融枢纽，其控股权如果长期旁落于外资之手，无论是从国家金融安全监管的角度，还是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朴素情感来看，都让人难以安心。

    将这样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工具的控制权拿回来，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在陆阳看来，是必须跨出的一步，哪怕手段值得商榷。

    第二，也是更关键的现实必要性，那就是支付牌照。

    陆阳深知，如果没有那张央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支付宝就永远是一个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野孩子”，无法正名，无法大规模扩张业务，无法接入更多金融场景，更无法抵御政策风险。

    而当时央行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审批，尤其关注股权结构的清晰、可控，特别是对于外资背景的敏感程度极高。

    以阿里集团当时的外资控股结构，支付宝几乎不可能顺利过关。

    老马转移控制权，与其说是抢夺，不如说是在当时政策与资本结构夹缝中，为支付宝求得一线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不得已甚至唯一的破局之路。

    如果固守旧有结构，支付宝很可能胎死腹中，或者永远沦为淘宝内部一个不起眼的支付工具，绝无可能成长为后来的国民级应用。

    想通了这一切，陆阳看向老马的目光，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

    他不再仅仅将对方视为一个谈判桌上需要战胜的对手、一个未来可以薅羊毛的对象，更看到了一个同样在迷雾中前行、试图为自己的梦想和事业劈开一条生路的创业者所面临的巨大困境与抉择。

    也正是在这一刻，让支付宝从阿里巴巴集团独立出来这个念头，如同黑夜中的灯塔，骤然在陆阳脑海中亮起。

    这不再仅仅是他为了获取股权而抛出的谈判筹码，更是一个基于前世记忆、洞察当下困局、指向未来双赢的战略契机。

    他抛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想吓唬老马，更是想点燃对方心中那团可能早已存在、却因现实羁绊而不敢深想的办法。

    同时，他也为自己参与其中，找到了一个超越单纯财务投资、更具建设性和战略协同价值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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